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郑茂平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与研究,继2021年在音乐类权威期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CSSCI,国内T2区)发表题为"中国民族音乐聆听的心理机制及现状调查"的学术文章后,近日,团队又在心理学类权威期刊《心理学报》(CSSCI,国内T2区)上发表了题为“共情与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来自ERP的证据”的学术论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传统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既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可在情绪调节和音乐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有效音乐刺激。在不同领域宣传和推广中国民族音乐,发掘中国民族音乐在新时代的应用价值,是践行文化自信理念的有效途径。基于此,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郑茂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对部分中国民族音乐曲目和曲谱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宫调式和羽调式音乐为代表的音乐材料刺激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音乐心理学领域典型的个体差异“共情能力”与中国民族调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分析中国民族宫调和羽调式音乐的情绪属性并预测其在音乐情绪调节中的应用方向。
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通过人际反应指针问卷筛选出高、低共情组被试各36人参加ERP实验,考察高共情和低共情大学生在对中国民族五声调式音乐进行音乐情绪识别时的行为反应差异及神经反应差异。脑电数据显示,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内隐识别时,将宫调和羽调音乐作为启动刺激,诱发了中期的P2、N400以及晚期正成分LPC(Late Positive Component)。低共情组P2和N400成分的波幅大于高共情组,高共情组LPC成分的波幅大于低共情组。
图1.高低共情组在N400及P2成分上的差异波形图
图2.高低共情组在LPC成分上的差异波形图
综上,在对中国民族音乐进行音乐情绪识别时,高、低共情组在部分脑电成分上显现出了不同,说明通过ERP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两组被试在识别音乐情绪的时间进程上的差异。研究主要发现了P2、N400和LPC三个与音乐情绪识别有关的成分,P2是对音乐情绪刺激进行知觉分析的指标(袁加锦,2009),N400是对音乐情绪不一致效应较为敏感的指标(Goerlich et al., 2011),而LPC是对音乐刺激的情绪意义进行后期评估的指标(Liu et al., 2021)。
本研究认为,高低共情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乐情绪识别时注意资源的分配上,中期阶段低共情个体对注意资源的需求较多,用于对音乐情绪刺激的细节加工,而晚期阶段高共情个体的注意投入更多,用于解读情绪刺激的意义。因此,注意投入度可能是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在产生情感共鸣或受到情绪感染时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也是影响其音乐情绪加工的认知要素之一。总之,本研究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材料,研究结果既能从电生理层面对共情与情绪识别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一定的补充,也能够为推进音乐情绪的跨文化和本土化研究积累一定的实证证据。